一、作为“职业教育”的艺术教育
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都把艺术教育视为一种审美教育，视这种教育的本质为培育受教者感知、捕捉、营造乃至创生“美”的能力。作为审美教育的艺术教育，在我看来属于受教者的“通识教育”，艺术的“通识教育”并不关心受教者未来是否以艺术为业或用艺术谋生，它的预设前提是受教者既无衣食之忧亦无劳作之需。但事实是，绝大多数艺术教育的受教者，清醒地知道自己步入的是“作坊”而非“殿堂”，他们首先需要获取的不是“通识”的高谈阔论而是“职业”的身体力行！
教育之所以成为人类社会的必需，与人类社会许多必需的事物一样，也无非是为了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因此教育活动最基本的功能，一是使个体习得融入社会的基本规则，二是使其在融入中习得发展个体的职业能力。前者发展的是“情商”，属“通识教育”范畴；后者发展的是“智商”，我认为主要属“职业教育”的范畴。我国成语有“见仁见智”一语，源自孔老夫子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北宋理学家朱熹释为“智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而乐山”。在我看来，“通识教育”教的是“仁”，是“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职业教育”育的是“智”，是“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也可以说，“智”是智商而“仁”是情商，我还更倾向于把“情商”称为“仁商”。
其实，在初民社会中的教育活动，为着果腹蔽体的劳动技能的传授是居于首位的。无论是最初的采摘、狩猎劳动，还是稍后跟进的耕稼、畜牧劳动，作为职业技能都是以物质产品的获取为目的，都是以培育获取物质产品的“超常能力”为路径。至今仍为我们崇尚的“奥林匹克”精神，其“更高、更快、更强”就体现着人类童年时期培育职业技能的文化记忆。随着人类社会分工的日趋细密和人类社会组织的日趋繁复，教育活动的“职业性”也日趋细密和精致，与之相关的是教育活动的“通识性”也日趋繁复和琐屑。教育活动中“通识教育”的内涵充实与地位提升，一方面可能根植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社会阶层理念，一方面也体现出“学得文武艺，不如好关系”的社会就业现实。
二、教育工作存在着两个“不适应”
在当前教育工作的反思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存在着两个“不适应”--也就是“我国教育还不适应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不适应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反思两个“不适应”，首先需正视的是我们相对落后的教育观念，学者们认为这主要体现为“应试教育”难以纠正而“素质教育”推进困难。其实，考试是考查受教者学业的必备手段。如果考试考的是受教者未来就业的能力，受教者的“应试”应当是无可非议的。现在的“应试教育”之所以颇遭非议，反映出我们为“应试”而学却非为“应用”而学的状况，反映出我们教育活动“考试”与“考用”的脱节。那么，与“考用”脱节的“考试”及其用来“应试”的教育活动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并不断延续呢？正在于这类教育活动往往借“通识教育”之名以行。
我一直认为，非广义的“教育”应该主要是“就业教育”。事实上，美、英这些发达国家在发展教育的战略思考中，都十分强调“就业”这个关键词。在世界经济滑坡的2009年，《美国全面教育改革计划》强调要“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完整的、有竞争力的、从摇篮到职业的教育”；而英国政府《新机遇：迎接未来的公平机会》白皮书也强调“为所有人铺平从教育到工作过渡的道路”。其实，我们希望改变相对落后的教育观念，希望纠正“应试教育”并推进“素质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要通过教育来解决受教者的“就业素质”问题。也就是说，“素质教育”的实质在于解决受教者成功实现“就业”的素质，它包括就业的“职业”素质和“通识”素质。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活动在许多情况下把“通识教育”当作“素质教育”，这当然就使得我们的教育既不能适应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不能适应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