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岁的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正在着力促动一场事关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结构性调整的改革。
“我们职业教育的学生来源可能不是考600分的，可能是300分、200分的，但我认为这些孩子并不是失败者”；“由于有一段时间，我们在顶层设计上没有太搞清楚，把中等职业教育的定位设定在培养低端劳动力，这是极其错误的”；“我们瞄准的是产业链、价值链的中高端，要培训中高端的技术人才，不是培养‘一技之长’。‘一技之长’是职业培训，不是学校教育”。鲁昕在12月19日一场关于提高职教人才培养质量的视频工作会议上，对全国各省的职业教育骨干干部和典型学校的校长们如此强调。
那天，也是教育部发出《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下称《若干意见》），截至向各界征求意见前的最后一个上班日，“我们收到了社会各界近1000条的修改意见”，鲁昕说。
2014年，堪称中国“职教”年，一年之内，职教相关的政策文件密集出台。年中，《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下称《决定》)相继公布；9月，《职业教育法》修法工作启动；年末，教育部则发出《若干意见》，准备拟定全国职教体系为因应转型需求所应采取的具体工作措施。
然而，即便改革战鼓频催、层层号召山响，在当下社会的普遍观念中，职业教育的生源，仍被视为处在应试分流制度的末端。职教院校的资源分配和社会形象，相对于普通教育体系居于劣势。学生在接受初、中阶职教训练后，衔接到高等职教机构的渠道不畅，缺乏学业上升途径。中职、高职院校的教学品质参差不齐的现象尤显严峻。
从今年年初开始，上述的情况发生了改变。决策层开始重视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李克强总理在接见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参会代表时提出，“职业教育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意义重大，不可替代。”职业教育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结构大调整
12月19日，鲁昕在全面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工作视频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此轮职业教育改革的最终目的——以职业教育为切入点，调整中国的教育结构，尤其针对高等阶段教育的全方位调整、转型和升级。
鲁昕坦言，在中国经济迈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演化过程中，当前的职业教育结构与正在升级的经济结构并不匹配。
目前，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正处于关键时期，尽管制造业占全部经济和就业的比例已经下降，但是，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制造业仍将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但将逐渐转为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
国际经验显示，制造业的深度发展是一个国家跨越中等收入的重要决定因素，但是，中国的应用型技术人才却供给不足。人社部的一项统计显示，中国2.25亿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技能劳动者总量仅为1.19亿人，仅制造业高级技工一项的缺口就高达400余万人，高级技能人才的供需矛盾十分严重，从而阻碍了企业的技术升级。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高校开始扩招，普通高校数量骤增，学校规模不断扩大，毕业人数急剧增长。2003年，扩招后的第一批毕业生人数达到212万，同比增加了67万人，增长幅度超过46%，此后五年，毕业人数增幅都为2位数，直到2009年，增幅才有所放缓，降为10%以下。
